鲁讯杂文集的命名

2024-12-22 - kblog

  鲁迅先生杂文集的命名,或比喻,或反语,或引用,或拆字,诙谐风趣,精辟深沉。搞清楚这些杂文集命名的含义,对于深刻理解先生杂文是很有意义的。下面就中学教材涉及的杂文集的命名作一介绍。

  1925年编定的《华盖集》。

  关于此杂文集名,先生解释道:“人是有时要‘交华盖运’的。……华盖运,在和尚是好运:顶有华盖,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。但俗人可不行,华盖在上,就要给罩住了,只好碰钉子。”先生杂文的锋芒大多指向反动政府及当时的一些所谓学者、名流和正人君子,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帮凶的围攻。先生将此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,在调侃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。

  1926年编定的《坟》。

  先生说:“过去已经过去,婶魂是无法追蹑的,但总不能那么决绝,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,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,一面是埋葬,一面也是留恋。”先生将自己的杂文说成是“糟粕”,当然是谦虚之语,但是对那些反动派及御用文人,“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眼前,使他有时不舒服”、“得到一点呕吐”道出了“坟”这一比喻的内涵。先生又说,“只要是自己的,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,明知不值一文,总不能绝无眷恋”,命名为《坟》也是一种“取巧的掩饰”。

  1928年编定的《而已集》。

  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,如1926年的“三・一八”惨案,次年的“四・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等。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,先生既愤恨,又无能为力,“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,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。泪揩了,血消了,屠伯们逍遥复逍遥,用钢刀的,用软刀的。而我只有‘杂感’而已。连‘杂感’也被‘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’时,我于是只有‘而已’而已!”这个虚词“而已”虚中有实,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,真可谓“出离愤怒”了。

  1932年编定的《二心集》。

  1930年5月7日,《民国日报》载有署名“男儿”的文章《文坛上的贰臣传――鲁迅》,恶毒攻击先生“为了卢布”,“被共产党屈服”,“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,鲁迅首先列名;所谓左翼作家联盟,鲁迅大作讲演,昔为百炼钢,今为绕指柔”等,并以“贰臣”讽刺先生。对此,先生反击道:“御用文学家给了我这个徽号,也可见他们的‘文坛’上是有皇帝的了。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“男儿”之类御用文人的丑恶面孔。以“二心”作集名,既是针锋相对的反击,又是向对方作出宣告:自己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。

  1934年编定的《南腔北调集》。

  1933年1月上海《出版消息》发表了署名为“美子”的一篇文章《作家素描》,其中写到:“鲁迅很喜欢演说,只是有些口吃,并且是‘南腔北调’,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。”对此,先生反击道:“真的,我不会说绵软的昆白,不会打响亮的京腔,不入调,不入流,实在是南腔北调。”此番话表明了先生不愿随波逐流、鄙薄那些讨好主子的无聊文人的品质。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,于诙谐之中,寄托了对“美子”之类敌人的嘲讽鄙视。

  1935年编定的《且介亭杂文》。

  先生在《序言》末云:“记于上海且介亭。”当时,先生住在上海北四川路,当时此路被称为“半租界”。且,即租之右半;介,即界之下半。这里,先生用的是拆字和会意的方法。以这种方法为集子命名,不失幽默诙谐,亦见先生标题艺术之一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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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常识:汉赋四大家_2000字

汉赋四大家指司马相如、杨雄、班固、张衡,四人都有代表性的名篇传世,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,文誉其名。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风格,代表作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标志着汉赋的成熟。杨雄《甘泉赋》、《

成语中的熟语

1、一人传虚,万人传实2、一不做,二不休3、一失足成千古恨4、一动不如一静5、一物降一物6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、一蟹不如一蟹8、一着不慎,满盘皆输9、一棍子打死10、一鼻孔出气11、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12、十年树木